孟子则取其生的价值意涵而提出性善论，以四端之情即道德情感为人性的心理基础。
详细情形不必讨论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孔子提出了他的原则：施取其厚，即施于民要丰厚。一边行道，一边求道，这是孔子的终生事业。
从当时的现实而言，孔子的回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孔子是主张以维护名所代表的道来维持社会政治和家庭关系的，而道是现成的，并不需要制定契约一类的东西。因为他已经真正知道天命了。子路曰：‘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子曰：‘必也正名乎。这时，孔子已经过了五十而知天命之年，知天命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。
当时应由长子弗父何继位，但弗父何不受，让位于弟鲋祀，是为历公。政治地位并不高，但他创立了儒家学派，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。两国不仅都是周文王的后代，而且政治状况也很相近。
孔子所开创的中国文化传统，并没有成为过去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解读它。[31]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正如后来在游说过程中遇到挫折，有人向子路说，你老师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，而子路却说，我们只是做我们应当做的，至于行不通，已知之矣，即早已知道了。三年之后，公元前489年（鲁哀公六年），又离陈过蔡，在陈蔡交界的地方，遇到极大的困难，竟然无粮可吃，以致从者病，莫能兴[49]。
至于为什么没有去，大概子路所说的理由他是认可的。当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，有的学生也有怨言，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，孔子则教导他们：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
道之行与不行，也已经付之于命了。但结果是，桓子卒受齐女乐，三日不听政。见老子的事，司马迁虽不是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的，但也很有可能。阳虎便对孔子说：来，予与尔言。
母子二人怎样生活，由于史料缺乏，无法知道。[5]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所谓卫君待子而为政云云，只是一个假设之词，即假言命题，意即假如卫君请您主持政治，您将以何者为先？孔子的正名主张，并不是只有靠自己执政才去实行，他本人从政与否，并不重要。敛取其薄，即取于民要少。
学礼了没有，不学礼，无以立，其他再没有别的了。这两种解释的分歧在正字上，不在名字上，其实，纠正和端正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。
这应是孔子治理中都的最大功绩，是符合孔子思想的。孔子于是说：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
因为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，即尽到做大夫的责任罢了。应当指出，孔子的母亲是一位教子有方的伟大母亲。陈恒是齐国的执政者，在一次内乱中杀了齐简公，这事发生在孔子生前，在《春秋》三世中，属于所见世。孔子很仓促地带着几十名学生出行，先到卫国，受到卫灵公的礼遇，给他很丰厚的俸禄，相当于鲁国大司寇的奉粟六万（小斗）。事举其中，即办事无过无不及而取中。若要另外实行一套，又何必问我呢？以复古相标榜，这也是孔子和儒家的一贯做法，他的理想社会，就是古代圣人治理下的社会。
是否见过老子，或问礼于老聃[19]，也有争论。[13]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
厚施而薄敛于民，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，对于季氏的厚取于民，他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。此事虽有些夸张，但确实能反映出孔子学习的精神。
孔子主张通过损益即改革的办法实现理想的德政，而不主张用流血的方式获得权力，从这件事即可得到证明。当乘田时，牛羊茁壮而已矣[16]，即牛羊长得肥壮，不断蕃息。
夫子矢之曰：‘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他在不同时代、不同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不同的形象，但是，一直以来，人们都想了解本来的孔子。如果说，这里有逻辑问题，那么，这是一种应用逻辑、政治逻辑，不是一般的所谓纯粹逻辑。但是，知天命之命与命运之命是不是同一个命呢？我们以后还会讨论这个问题。
无讼是他的理想，但是要做到无讼，就不仅仅是司寇的事情，而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事情。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？曰：不可。
对养生送死之事也有明确规定，实现了路不拾遗，器不雕伪[34]的景象，人民的道德水准有很大提高，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不追求华丽。因此，孔子的晚年很凄惨。
公元前501年（鲁定公九年），孔子五十一岁时，被任命为中都宰，相当于后来的县长。但这是不是完全回到古代社会，则是另一个问题了。
有人认为，名即名分，正名即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[54]。由于南子把持朝政，作风又不好，因此，子见南子之事，连学生子路也不高兴，孔子只能发誓说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，天惩罚我。[38]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，于是唱出了最后的心声。
这时，齐国又有人想加害于孔子，孔子已经知道了，而齐景公则说：吾老矣，弗能用也。大概叔梁纥很盼望得子，故祷告于丘山，果然生下一子。
子路曰：‘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：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这期间，有的弟子已经回国，有的从政，冉有则做了季康子的宰臣，并且在齐鲁之间的一次战争中立了战功。
前一个君字是实际的君，后一个君字是名，代表君所应当遵守的原则即君道。古时认为，六十多岁结婚即不合礼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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